7月31日，郑州南刘庄村民刘大孬车撞拆迁队案二审开庭，未当庭宣判。案子发生在3年前。2 0 10年6月1日上午，在郑州南三环的一处拆迁现场内，5 8岁的警察刘国民，遭遇了60岁的农民刘大孬。两人原本无冤无仇，就在那一刻，刘大孬驾驶一辆货车，从刘国民的胸腔上碾过。这位即将退休的老警察很快在昏迷中离世。至今，他的骨灰还暂放在郑州烈士陵园内，等待组织给一个“烈士”称号。
该案中，刘大孬的货车共碾死了4个参与拆迁的人员，重伤两人，另有5人轻伤。他被郑州中院一审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今年7月3 1日二审开庭之后，刘大孬被羁押于郑州一家看守所内，等待法律的最后裁决。
即使河南省检察院的检察官，也承认刘大孬原本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。这个老实农民的作案动机，还有待法庭的裁决。在法庭之外，刘大孬和刘国民等涉案人员的家属，也被此案改变了人生。
7月31日上午，60岁的王静赶到郑州市管城区信访局。按照此前公示，这天接访的是管城区政法委领导。王静与这位领导并不陌生。3年来，她一直在管城区委、区政府、公安分局和信访局等多个部门讨说法。不过至今，有关部门还是没有满足她的诉求—给她丈夫刘国民申请一个“烈士”称号。
2010年6月1日，时年58岁的警察刘国民死于拆迁现场一辆货车的碾轧。驾驶货车的，是管城区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民刘大孬。那天与刘国民一起被碾身亡的，还有50岁的村民组长刘建礼、26岁的巡防队员李青岭和23岁的城管队员刘浩杰。另外，还有2人重伤、5人轻伤。
王静质疑，该案已过3年，审判程序一拖再拖，刘大孬迟迟没有被惩处。在她看来，只有刘大孬被处决，刘国民的骨灰葬进烈士陵园，才算实现了公正。不过，事件的进展并不尽如人意，这位性情原本很温和的警察遗属感慨说，3年讨说法的经历，让她对社会有了“一个全新的认识”。
在王静等死伤者家属要求尽快法办刘大孬的同时，刘大孬及其家人也在煎熬中等待最后的裁决。去年11月23日，郑州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，认定刘大孬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赔偿16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107万余元。
就在王静上访的同一天上午，刘大孬案二审在河南省高院刑事审判庭开庭。庭审中，控方并没有把刘大孬描述为一个惯于为非作歹的恶人。相反，和辩护律师一样，控方检察员也认为，刘大孬原本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。旁听席上，还坐着一二百名来自刘大孬同村和郑州南郊及西郊的拆迁农民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，都丝毫不掩饰对刘大孬的支持。庭审中，他们两次为辩护律师的发言鼓掌。
2011年7月7日，刘大孬案一审开庭时，王静曾在旁听席上数次站起，斥骂刘大孬和辩护律师，激起旁听席上刘大孬支持者们的大声反击。不过，这次二审开庭王静并不知道，直到当天见到政法委领导，才被无意中告知。
老警察之死
按照郑州市陇海马路派出所的值班表，2010年6月1日8时30分，本应是警员刘国民与同事交班的时间，他已经连值了24小时班。然而，在交班前一个小时，刘国民接到一个临时任务，要到南三环外的南刘庄为拆迁维持秩序。
跟刘国民一起参与任务的警员的询问笔录显示，这次任务由管城公安分局副局长刘冰指派，共出动30名警力，由办公室副主任王亚军带队。
该案卷宗显示，管城区政府为这次拆迁，出动了公安、城管、房管、巡防队、农经委以及南刘庄所在的十八里河镇政府等单位，再加上南刘庄的村干部，拆迁队伍有二三百人。
刘国民和同事们在管城公安分局集合后，赶往南刘庄。对一个派出所民警来说，参与拆迁并不陌生。曾经有一次，王静带着孙子逛街，就遇到刘国民正在商城遗址的一处强拆违建现场执勤。
不过，这天却成为刘国民从警30年最后一次出警。在8时30分至40分之间，刘大孬的货车撞倒了刘国民，拖着他冲了十几米，又将他卷入轮下。警方勘验报告显示，货车的变速箱下部、右大梁和后保险杠上，都沾上了刘国民的血迹。
大约半小时后，王静在抢救室里见到了丈夫。他当时昏迷不醒，浑身是血，双手手腕和左小腿折断。哭了几个小时后，王静被人架到了医院会议室内，获知了刘国民的死讯。
原本再有一年多，刘国民就可以退休回家，带他最喜欢的孙子。“这个年纪的警察很少有继续值班的。”王静说，“我跟他提过，他说自己身体还好，还能坚持。”
在刘大孬案的4名死者中，58岁的刘国民年龄最大。现场拆迁人员的询问笔录显示，在刘大孬的货车第一次冲过人群后，多人倒地，拆迁队正在救助，刘大孬又掉头回来，撞倒了刘国民等人。有人听到刘国民在倒地前曾对人群大喊“闪开”。王静则从管城公安分局领导那里听说，刘国民遇难前推开了身边的一名妇女。
不过，王静一直没有被允许看到现场录像。据曾调阅录像的一名律师透露，刘国民被车轮碾过后的情况让人不忍目睹和描述。
换个地方自首
刘大孬的货车撞倒刘国民等人之后，向南刘庄内驶入。拆迁队想追赶，被村民们扔砖打了回去。
刘大孬在南刘庄南北主街一个交叉口停下后，遇到了妻子韩巧云。妻子骂他，“你咋敢碾人呢？”也有村民劝他去北京自首。“当时想着去北京更公平，留在郑州怕被报复。”儿子刘大江解释说。
之后，刘大孬上了一辆出租车。司机问他去哪里，漫无目的的刘大孬报了二七路百货楼，一个20多年前郑州最繁华的地段。他买了几根火腿肠吃了之后，就又打出租车到河南省检察院自首。这时，已是中午下班时间，门卫告诉他下午3点上班了再来。
等到下午，刘大孬又给侄子刘帅打电话，让刘帅开车带他。下午3时，叔侄又来到河南省检察院，被告知他的案子归交通部门管，检察院不收。
“他不敢去管城自首，怕挨打，想来想去，以前去过中原西路交巡警二大队，觉得那里离管城区很远，就让我送他过去。”刘帅说，警方当时正全城搜捕刘大孬，但他开的是一辆新车，几乎没人知道车牌号，这也许让他们一直没有被截下。
刘大孬走进二大队刚说明来意，就被上了手铐。刘帅也被控制了20多个小时，做了数份笔录。“警察一直问我这事儿有没有策划，有没有主谋。”
刘帅还被一名领导模样的警察告知，幸亏他们先投了案，否则让警方先发现的话，他们有可能被当场击毙。案发当日，南都记者曾联系郑州警方内部人士询问细节，对方掩饰不住对刘大孬的愤恨说，“刘大孬真是孬！”
2010年6月1日，无论对警察刘国民家，还是农民刘大孬家，乃至更多被卷入此案的拆迁队员家庭，无疑都是一场噩梦。在王静为丈夫的死痛哭之时，刘太江也被父亲的作为几乎吓瘫，坐在原地站不起来。
补偿标准
刘国民确认死亡后，管城公安分局有几位领导就开始天天到他家里上班。他们坐在刘国民曾经惯坐的沙发上，向王静承诺按照“最高标准”补偿家里，并给刘国民申请一个烈士称号。
刘国民上有一个哥哥，已早他数年去世，下有两个妹妹。事发后，众多亲戚都赶到刘家，与王静商量善后事宜。一开始，亲戚们就劝王静补偿金“要高一点”，不行就闹。
王静很快否决了这个提议。“我相信单位不会让我们吃亏。”她说，除了请求上级能照顾调动下儿子儿媳的工作，她对补偿金额没有提出具体要求。王静的儿子儿媳当时的工作都不是太好，刘国民生前也很为此操心。
据南都记者核实，刘大孬案的4名死者中，至少有3人的家人事后都被政府照顾了工作。一个家庭成员为了政府的事情而丧生，其他人就得获得一份较好的工作继续养家。这在此类事件的处理中，算得上是一种惯例。
除了承诺补偿和照顾，管城公安分局的领导一直催着家属火化遗体。起初，他们建议3日内火化，接着又延长到5日，引起家属的不满。最后，刘国民的遗体在6月7日，即“头七”之日火化。
在善后中，王静才知道，刘国民参与的这场执法，任务并非来自郑州市公安局，而是来自管城区。因此，补偿金等都由管城区委区政府解决。在刘国民遗体火化后一周，刘家拿到了50万元补偿金。没过多久，对方又给了10万元。
然而，王静很快便得知，4名死者的善后补偿标准，都是由各家协商而来，标准并不一致。刘国民生前在4人中收入最高，但刘家拿到的，却是比较低的补偿。这成为王静找领导反映问题的开始。
她借鉴其他案例，提出了一个新的补偿标准，假定刘国民原本能活到80岁，如果不死于刘大孬案，还能活20来年，再按照他一个月5000元退休金算，这被抹掉的20年就得补偿120万元。她假定刘国民能活到80岁的理由是，刘的父亲活到80多岁才去世，案发时，刘的母亲已经85岁了还健在。
王静不想谈太具体的交涉过程，总之，“上级”答应了这个标准。但是，承诺中“烈士”的称号却迟迟批不下来。
“刘国民是执行公务过程中，为救人牺牲的，国家应该承认。”王静说，事发后，管城警方从领导到普通警员，有多人告诉她，刘国民当时为了推开一个妇女而躲闪不及。但在三年之后，几乎已经没人再跟她提这个细节了。
刘国民的骨灰被送往郑州烈士陵园，却只是暂存。一次次去有关部门讨“烈士”，王静得到的回答总是：等刘大孬案子定下来，有结论了，我们马上整材料。
两个爷爷
8月10日，南都记者找到王静。这一天，正是刘国民母亲的“五七”。提起婆婆，王静便忍不住流泪。刘国民去世后，家人一直以去外地执行任务为由，对婆婆隐瞒死讯。
直到去年夏天，刘国民的母亲搂着重孙，问他：“爷爷去哪里了？”小孩回答道，“爷爷死了。”旁人忙去圆场，但为时已晚。
在确证儿子的死讯后，刘母半年之内便瘦了20斤。今年7月7日，刘母肺病发作，送到医院后很快便宣告不治。
王静提起刘大孬，就只有一个念头：让法院尽快执行死刑。2011年7月7日，该案一审时，王静曾数次站起来斥责刘大孬及其辩护律师。“这次二审没人通知我，我要是去了，还会站出来。我要问问刘大孬的那个律师，你家里人要是被刘大孬撞死了，你能放过他，我也就能放过他。”
王静提到的这个律师，是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。在一审庭审中，检方指责刘大孬开庭后一直面带微笑，毫无悔恨之心。王才亮解释说，刘大孬从小就生着一张“善良的脸”。这马上激怒了旁听席上的王静，她站出来大声斥责王才亮，后边席位上的拆迁户们马上接腔回应她，法庭内顿时吵声四起。
刘国民生前，最喜欢逗2岁半的孙子玩。在案发前一天傍晚，他还抽空在家附近见了见孙子。孙子越来越大，王静内心的悲痛就与日俱增。
刘大孬也是一个很和蔼的爷爷。案发时，他的孙子12岁，孙女4岁，都记事了。3年来，刘太江夫妇一直避免在孩子面前提起他们的爷爷，孩子们也不提。有一次，孙女被人问起“爷爷哪里去了”，小女孩的回答是，“出差了”。
刘大孬一生俭省，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花，在他涉案的厢式货车上，还装有他用来充作午饭的馒头。但对患有精神病的妻子，他却几乎有求必应。几年前，儿女都想让他退休，理由是他眼花了，继续开车不安全。“他不听，说自己还很能干呢，咋能歇下来吃闲饭？”刘太江说。
“大孬”原本只是他的小名，他的真名叫刘少恒。当地风俗认为，小孩取名贱好养活，待他成年后，人们很少知道他的真名，连他的身份证也用了小名。在村民们的印象中，“大孬可不孬”，他沉默寡言、为人和善，从不与人发生冲突，也从不打听和传播任何人的闲话，唯一的爱好是听戏。在二审庭审中，河南省检察院的检察官也承认，刘大孬原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。
1970年，刘大孬初中毕业，先在附近一家化肥厂当搬运工，接着在当时的十八里河运输队学驾驶。二审庭审中，他纠正检察官他驾龄30多年的说法，称自己驾龄有40年了，当年学车时，师傅教他要时刻不忘“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”。他开车一向小心谨慎，用儿媳的话说，“连只小鸡娃儿都没碾死过”。
这起案子，也改变了刘大孬家人的生活。儿媳刘香凤说，她和刘太江原本都很要强，也吃得下苦，有很多发家致富的梦想，现在的人生却只能随波逐流，混到哪里是哪里。在2011年南刘庄村委换届时，刘太江因父亲的事，被村民们选举为村委委员，至今却没有去镇政府开过一次会。
“人们慢慢都冷漠麻木了。”刘太江说，父亲案发后，南刘庄无合法手续的拆迁照常进行，村民们大多都在2010年内搬离了村子。现在，这块数百亩的空地上长满了一人多高的野草，只有尚未拆除干净的水泥路和地下管道，隐约能辨识出案发现场的位置。
南刘庄似乎在慢慢淡忘刘大孬案。而在另一方，管城区城管局和十八里河镇政府等单位，也是如此。两个单位的工作人员都对南都记者表示，刘大孬案是“很早的事情了”，现在不想再提。
争议与质疑
在案卷中，刘大孬被做了5次询问笔录。在这些笔录中，刘大孬自称对拆迁不满意，所以才去开车堵路，甚至想着拆迁打起架的话，就“开车碾过去”。当到了现场后，他被拆迁队砸窗威胁，又有人试图拉他下车，“生气冲动”之下就发动了汽车。
但是，在进入一审庭审之后，刘大孬否认了部分供述，称自己并不反对拆迁，当时之所以开进现场，是因为附近交通管制。对二次折回案发现场再次撞倒拆迁队员的情节，他的解释是慌不择路。
“慌不择路、仓皇逃窜”也是律师王才亮对刘大孬发生撞人事故的解释。王才亮说，刘大孬本性一直温和善良，不可能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，当时被堵在人流中之后，拆迁队员态度粗暴，又隔着车窗威胁刘大孬，并试图拉开车门对其进行殴打，致使胆小怕事的刘大孬夺路而逃，酿成事故。
这种解释没有被一审法院接受。刘大孬在庭审中的改口，也让他原本被检察院认定的自首情节，在判决书中被取消。
村民提供的案发前照片显示，拆迁队伍正在与刘大孬车门旁的老年村民们理论，甚至还有白发苍苍的村民被拆迁队拖拽的痕迹。在询问笔录中，刘大孬曾供述，当他看到拆迁队员与老年村民发生冲突，就非常气愤。
对拆迁不满意的原因，刘大孬曾细述说，一是拆迁安置地点不可靠，政府说要安置到附近一家摩配城的地块上，但摩配城却一直营业；二来他听说补偿标准由原来的以户为主，变更为以宅基地为主，因为他与儿子早就分了家，却共享一处宅基地，这让他感觉少拿了一份补偿。
事实上，刘大孬的第一个质疑至今仍成立。南刘庄后来确实没有安置到启动拆迁所承诺的地块上，官方最新的解释是原地安置，但至今地基都没开始挖，原先承诺的最长30个月的安置期已经超限。南刘庄一两千口人，现在只能靠租住在附近村庄栖身。
他第二个质疑的根源，则是南刘庄拆迁的合法性。拆迁之初，村内张贴的《搬迁通告》上写的是“南刘庄城中村改造”，但落款却是宇通汽车产业园建设指挥部。案发现场拆迁人员的胸卡上，也是印着这个指挥部的名号。
直到一审开庭前，这个指挥部对南刘庄的拆迁都没有合法手续。2011年3月，郑州市规划和发改部门都答复刘太江，没有查到南刘庄所涉项目的批文。
事实上，直到案发后9个月，2011年3月23日，河南省政府下发文件，批复“郑州市实施2010年度第三批城市建设用地”，其中包括南刘庄村48 .7746公顷（约合731.619亩）土地。4月8日，郑州市政府宣布对上述地块予以征收。
辩护律师对刘大孬案中，拆迁行为合法性的质疑，也没有得到一审判决的认可。该判决将南刘庄的拆迁，描述为“政府引导下村民对集体土地上的自有房屋进行的自主搬迁改造”，但判决又认可了所谓宇通公司5万台客车产能提升项目规划的合法性，称该项目是郑州市2010年度第一批重点建设项目，经郑州市政府批准，南刘庄则是在该项目地块内，需整体拆迁。
在一审判决书中，拆迁主体成了“管城区宇通汽车产业园建设指挥部公开招标的拆迁公司”，但却没有透露该公司的名称，管城区组织的数百人的拆迁队伍，作用成了“维护现场秩序”。
辩护律师王才亮认为，廓清案发当日拆迁的合法性事关重大。这直接决定了死者刘国民等人的行为是正常执法还是违法强拆，也会影响对刘大孬行为的定性。
尽管刘大孬庭审中表示并不反对拆迁，但在南刘庄内外的众多拆迁户看来，他成了一个抗强拆的英雄。两次庭审，都有村民冒着烈日，从十几公里外的郊外坐公交车赶到法院旁听。
二审庭审中，河南省检察院的检察员在回应王才亮的质疑时表示，拆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，靠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一两句法律评判无法定性。但刘大孬有数十年驾龄，不存在操控失误冲进人群，造成多人死伤，已构成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罪名。
案发当天的拆迁是否合法，在王静看来并不构成一个问题。她的丈夫刘国民从警30年还只是一个副科级警员，“没有太大本事，只能服从领导听指挥。”她请人们设想刘国民当时的处境。
“刘大孬要是对拆迁不满，去找有关部门呀，撞人有什么用？”王静说，3年来，她去过河南省信访局、郑州市信访局和郑州市公安局各两次，也给公安部和民政部等寄过信。
与此同时，刘大孬的家人也在质疑法院的判决不公。“法律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无效了。”刘太江说，一直有人劝他上网为父喊冤，但他还是不大习惯，至今连一封上访信也没写过。等二审判决出来，如果维持死刑，他将申诉到底。
在领到一审判决书后，刘太江把自己关在屋里躺了5天。妻子刘香凤形容他，“像小孩一样哇哇哭”。
刘大孬案发生已经3年多，至今尚没有涉事官员被追责的消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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